在已经久远了的大东北印象里，不同于春天时经常阴天的湿冷记忆，夏天的印象就明媚多了。除了从前说过的有趣的老张，也还有我们自己。我们有时，也会很囧。
小河西的下坡有座桥，桥下就是潺潺的河水。夏天，这就是我们的“海滨浴场”。干完活儿，大家都来这里洗衣服，周末居然还看见有人像模像样地钓鱼，有点劣质度假地的感觉。
“海滨浴场”不都是小资情调，也有粗犷的一面。大家知道跟着收割机收麦子吧？满身的灰土麦芒，没淋浴怎么洗？每当这时，我们都二话不说，带上换洗的衣裳，直接跑到“海滨浴场”，穿着衣服，扑通一下跳进水里，任凭清凉的河水冲刷着身体，冲刷着衣服，也冲刷着燥热的心。舒服够了，然后才将衣服脱下，好歹揉搓几下。
我们宿舍是离“海滨浴场”最近的，就在眼皮底下，出门下坡，一拐弯就到。
我经常去。洗好了衣服，往灌木丛上一搭，躺在沙地上看天，沙质不太好有点硌。那天真蓝，云真白，养眼，放松，就是飘忽不定，有点像催眠，昏昏欲睡。醒了，衣服也就干了，收拾起来回宿舍。
不过，一直以来，作为“海滨浴场”，我总觉得它缺少些什么？
缺什么呢？野餐！那么好的地方，应该有一次野餐才完美啊！可惜我们当时都没想到，也没那心情，休息时主要科目都是睡觉。
东北夏天的明媚色彩，还表现在仲夏时节的各种蔬菜都下来了，我们可以有机会经常聚餐了。
小河西的这条小河上游，十几里地，就是我们营部，我在那里工作过三年。
记得营部最昌盛时，有知青七八个（包括团放映队的两人）。经常自己做着吃，改善伙食。其实，大部分食材和食堂差不多，甚至没有食堂全，但其中必有食堂没有的。就像中药中的“君药”，因为它，我们才有了吃一顿的由头，才有兴趣去弄其他的“臣药”、“佐药”、“使药”凑够一付。
“君药”一般是回家探亲时从家里带回来的，能放得久的。如香肠、腊肉、咸鱼等。上海人很讲究吃，小资。所以，大部分“君药”是他们带来的。“臣药”、“佐药”、“使药”等其他食材的来源，一般是营部前面的菜地“提供”，那可能是工副业连的地吧。
从营部向南穿过菜地，就是那条小河，流向小河西小桥，和“海滨浴场”。菜地可能是工副业连种的。
天气好，我们隔三差五，都要去那里洗澡洗衣服，如果想吃一顿了，我们会在回来时顺手摘一些时令蔬菜，放在盆里，用衣服盖上——怕营里领导看见。尤其不愿意让王副营长看见，因为他曾说过此事（现在想想，人家说的也对，有食堂还自己做饭）。这之后，我们自然加倍小心。可是，百密一疏，怕啥来啥，有一次，真就撞上他了——而且还来了个“交通事故”，“追尾”加“碰瓷”。
我们一般是将装有食材的洗脸盆盖上洗好的衣服做伪装，回来后，先不晾衣服，而是端着盆回屋，然后，因为是午休时间，确定回家吃饭的领导们还没回来后，迅速将食材隐藏好，然后再出去晾衣服。这种“倒插笔”的行为，一看就知道有事，否则，就是有精神障碍倾向。
我们当然不愿意被误会，不管是“有事”，还是精神问题。所以，每次行动，都格外小心，躲开人。
那天，我们和往常一样，藏好了食材，记得有茄子、青椒、西红柿等，甚至还有南瓜。不知为什么要弄南瓜，可能是因为个儿大、长的挺喜兴的吧？没别的原因，因为，当晚没吃它，再说那也不是菜呀。可问题就出在这多余的南瓜上了，它让我们首先“追尾”，然后又成了“碰瓷”的道具。
食材都是盆里可以装下，并且，盖上衣服看不出来的。显然，南瓜不符合这一条，因为，没有那么大的盆可以装它。于是，一个人单独拿它。谁呢？杨干事，上海知青，记得是他主动拿的。和当我们班长时一样，他总是主动干那些大家不愿干的活儿。
为了不被人看见，他需要和我们兵分两路，绕到我们的后窗户外，然后，将南瓜交给我们第一个到窗前的人就“齐活了”。通常里面接应的是我们几个年纪小的。
可没想到的是，我们“一彪人马”走到门口时，撞见王副营长了，他不知为什么提前上班来了。这下糟了。
但见他，在门前“横刀立马，稳住阵脚，大喝一声，来将通名”——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：他站在门口看了看我们，问了一声，干嘛去了？我们呢？只是含混着应付着，不敢“通名”也“报姓”（说什么？说偷人家的菜，回来聚餐？找说呢）。
然而，好在他也没追问的意思。接着，就在我们前面进了大门，进了过道，朝着杨干事送南瓜的窗口走去。
我们想超过他，可是他太胖了，又晃晃悠悠地在中间走，过道比他宽不了多少，我们无法超越。着急，试了几次也没挤过去，还“追尾”了。他回头有些生气地看了我们一眼，可能是嫌我们太莽撞。这时，他就要走到窗前了，我们的心都提了起来。
当时问题的严重性是这样的，两个当事人，是“两个”不知道：王副营长自己不知道将要接南瓜，杨干事也不知道王副营长是他的“下家”。只有我们知道：这事悬了。急出一身白毛汗！而此时的杨干事，就像一个拿着南瓜碰瓷的人，并且，还不知自己碰上的居还是“交警”。一种强烈的要出事的预感！
然而，接下来，事情的进展和结果却完全出乎我们意料。看那诡异的场景吧：窗口，见到有人来了，杨干事连看也没看就直接把南瓜递给了来人（通常应该是我们，可今天不是，是“交警”），还说了声“接着”；而王副营长居然也就麻溜地接过南瓜，顺手将南瓜放在窗台上；再然后，就若无其事地和我们说起了别的事。
这也太“正常”了吧？或者说，这也太不正常了吧？正常得让人发虚，是不是就是不正常？
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反正就是都有些反应不过来，蒙圈了。要知道，王副营长不高兴时的样子还是挺让人“介意”的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们才闹明白。原来，王副营长是来找我们是要单子，填单子，下午急着要去北安或者黑河之类的地方开会。在他眼里，当然开会的事要比南瓜大喽，所以忽略了。但是，我们不知道啊——吓坏几位“宝宝”了！
但我还是注意到，王副营长在接南瓜的一瞬间，还是皱了下眉。我现在猜想，他当时手捧南瓜的感觉，肯定和被碰了瓷的感觉差不多，心里多少有点堵。
我们营部和48连的知青，年回访黑土地，听说王副营长后来调到黑河行署工作，前几年已经去世。要不也会和其他营部的老人一样，在我们路过的地方，等着我们，和我们叙旧，和我们照相。或许，还会聊到这件“南瓜碰瓷”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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